“工程师阿基姆是托洛茨基分子，他的党派被清除了。他觉得他的故乡，他的小城都不需要他了，因此他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一番全面的认真思考。他必须好好考虑考虑关于革命的命运和他的党派的命运，关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命运，但是他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出来。他望着森林，便想着森林，想着难以通行的地方，想着沼泽。他望着天空，便想着天空，想着云彩，想着辽阔的空间。马的两肋早已布满了泥汤，马累了，喘着粗气，肚子一鼓一鼓的。路上泥泞得走不了了，沿路到处是一个个漫出来的湖泊，正因为如此，这里才开了一条路。苍茫的暮色降临了。森林沉寂无声。阿基姆的思绪从森林、从延绵数千俄里的乡间土道转到了姑妈卡皮托利娜和里玛身上，而且阿基姆一千次地认为革命是正确的，不应受到指责。卡皮托利娜姑妈有过所谓的幸福生活，她在家乡面前没有任何污点，也反对城里那种道德。可是她的生活是空虚的，谁都不需要的。倘若里玛姑妈生活在革命前的罗斯，那么她的身份证上就会像圣母玛利亚的身份证上所填写的那样，永远留下这样的字眼：“处女”，“有两个孩子”。里玛的两个孩子曾是她的耻辱与痛苦。然而她的痛苦变成了她的幸福，她的长处。她的生活很充实，很丰富。她，里玛姑妈，是幸福的。而卡皮托利娜姑妈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她过的是妹妹的幸福生活。什么都不必害怕，当做就做——一切做过的事，哪怕是痛苦的事，也是幸福的。无所作为，也就无所收获。再说克拉夫季娅，她难道不比母亲更幸福吗？就算她不知道她孩子的父亲是谁，——因为母亲知道她爱过的是一个大坏蛋。阿基姆回想起了父亲：最好从来不知道他才好呢！阿基姆集中思想使自己去思考父亲、克拉夫季娅和两个姑妈时，其实他思考的不是他们，而是革命。革命对于他既是生活的开端，又是生活的本身，亦是生活的终结。”
——皮利尼亚克《红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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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觉是一项挑战，我不知道能否醒来，也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再次睡去。我宁愿换个更舒服的枕头，迎接无法到来的明天。
